高攀龙塑像 资料图片

在无锡的东蠡湖北岸、蠡湖大桥东侧，有一弯灵秀的曲堤。堤上植满柳树与桃树，堤前筑有形似圆月的石台，堤外是浩瀚辽阔的蠡湖，堤内有座明亮通透的小楼，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——可楼。

这是晚明思想家高攀龙（1562年—1626年）辞官归乡后所建造的隐居读书之所，因其让慕山乐水的他深感可意，故得名“可楼”。

高攀龙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中举人，十七年（1589年）中进士，任行人司行人。行人司是礼部下设机构，据《明史》记载，设司正一人，为正七品官，行人三十七人，为正八品官，“职专捧节、奉使之事”。高攀龙在任上因正直敢言而被贬为广东揭阳县典史。

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高攀龙因事归乡，直到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复出，历任光禄寺丞、太常少卿、大理寺右少卿、刑部右侍郎、左都御史等职。他在无锡的二十六年间著书讲学，并协助顾宪成恢复东林书院，实践自己“始志于学”的初心。

高攀龙一生投入大量时间读书、讲学与著述，使得他成为晚明很有影响力的学者。对于学术和政事，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《高子遗书》有云：“天下不患无政事，但患无学术。何者？政事者，存乎其人；人者，存乎其心。学术正，则心术正。心术正，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，岂有不正乎？”古代士大夫的身份与官员的身份常常是合二为一的，高攀龙认为学术是君子守道的工具，唯有学术正才能心术正，将此心用于施政，必能留下为人称赞的美政、善政。

高攀龙为官不忘致学，前往揭阳就任的船上就给自己定下了严规，务必静心以涵养德性，不被外界干扰。当时的揭阳，不仅因为旱灾洪涝交错导致饿殍遍野、民生凋敝，倭寇与盗贼的劫掠也异常猖獗，城乡居民家徒四壁，儿童青年缺乏教育。面对这座饱受天灾人祸的古邑，高攀龙一方面四处察访民情吏弊，惩治地方恶霸，一方面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，夜间还要编纂刊刻教材。

如此功绩，使得他在揭阳驻留时间虽不久，仍然成为揭阳历代众多典史中唯一一位被供奉于名宦祠者，人们还把他居住过的一带称为“攀龙坊”，作为永久纪念。

高攀龙能把读书讲学与百姓社稷联系起来，因为在他心里，“立朝居乡，无念不在国家，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”。当初在揭阳的政绩印证了这一点，后来无论在野还是在朝，高攀龙所写的一系列上疏或文章，从救济穷民、改良荒政、恤商惠民等不同方面，展现了自己对民生与国事的深刻思考，他从来不是只知在书斋问学的学者。在古代慈善史上，高攀龙亦有值得提及的一笔，他发起成立了无锡最早的、面向广大贫民的民间慈善组织——同善会。

高攀龙作为一个学者，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，他推崇的主要学习方法就是多读书，以读书明事理。他说：“书是古人所经历，欲后人享现成，昧者以之明，疑者以之决，怯者以之勇，躁者以之和，残者以之宽，局者以之宏，竞者以之恬，贪者以之廉，漫者以之庄，忮者以之公，惰者以之励，正如跛者之杖、盲者之相、病者之药。”

而读书不能是死读书、读死书。高攀龙主张“一面思索体认，一面反躬实践”。在《东林书院志》收录的《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》中，高攀龙反复强调，“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”，又云“学问须要身体力行才得，不然只是空口说空话”。

因为坚信读书可以昭明事理、开阔心量，高攀龙在为子弟编写的家训中，第三条即写道：“吾儒学问，主于经世，故圣贤教人，莫先穷理……穷理虽多方，要在读书亲贤”，更将朱熹的“为善最乐，读书便佳”手书给儿子、孙子。

“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，于水有悠然之旨焉，可以被风之爽，可以负日之暄，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……于是名之曰可楼，谓吾意之所可也。”而今，当我们重温高攀龙“忧国、亲民、实学”的思想，再读《可楼记》，不由对其洞见更多了一份钦佩。

“凡人之大患，生于有所不足。意所不足，生于有所不可。无所不可焉，斯无所不足矣，斯无所不乐矣。”仁智者，好学乐学，以学修德，静心养性，学以致用。

今天的可楼前，每到夏日，荷叶田田，菡萏秀立，仿佛还在应和着正读书的高攀龙，为这一方水土扬善风、固书香。